区块链资讯网-聚焦全球区块链资讯,数字货币综合信息平台

李伟:元宇宙中虚拟财产的刑事与民事保护研究

李伟说:势不可挡的元宇宙时代已经到来。如果和传统互联网相比,那么传统互联网就是现实和现实之间的连接工具,而元宇宙就是连接工具尽头的另一个世界。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立法滞后于现实生活的矛盾更加突出。如何应对超宇宙带来的立法和司法挑战?能否以及如何适用现有的法律规则?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规则来保证秩序?本文首先对超宇宙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以及对犯罪人和人的保护进行了梳理和探讨,以供参考。

首先,推开元宇宙的大门

元宇宙第一次出现在1992年出版的小说《雪崩》中。它由两个词组成:元(意为“超越”和元)和宇宙(意为“宇宙”),即宇宙之外的世界。一份来自现实世界的外卖进入虚拟世界,成为超级英雄。这个虚拟世界在书中被称为元宇宙。但这个概念一直沉寂,现在又热了起来,因为科技的发展产生了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VR眼镜等可穿戴设备,可以真正的再现书中这种沉浸式的、次元的、跨次元的三维共享空间,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立刻出现。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份,建立规则,创造文明,与人交往,而可穿戴设备的传感技术会让你感觉虚拟却真实。

第二,元宇宙与虚拟财产有关。

法律问题

宇宙的出现,必然导致现实世界、虚拟世界、现实与虚拟世界的纽带等复杂法律问题的出现,其中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是首要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在李某某诉北极冰公司娱乐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认定北极冰公司作为游戏运营方应对玩家虚拟财产的损失承担责任,决定恢复李某某游戏账户内的设备。

那么,“虚拟财产”到底是不是财产?如果是财产,属于哪种财产?如何保护?这些问题非常重要。确定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是保护虚拟财产和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础,对解决纠纷具有现实意义。

(一)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

虚拟财产的法律定义并不明确,但如果定义为“财产价值依赖于网络空间电磁数据的财产”,虚拟财产的范围就会相对确定。

第103010127条:“法律对互联网上的数据、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鉴于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即可以作为民事财产权的客体进行保护,那么它到底应该作为财产权、债权还是知识产权来保护呢?

首先,将虚拟财产认定为物权是相当不妥当的。物权的支配权是人对物的实际控制,以维持现实世界中物的占有秩序,而虚拟财产具有极强的依附性。用户只能依靠网络,按照既定程序,通过计算机进行电子操作。一旦他们离开了虚拟空间,这种电磁记录就不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人们对它的控制力很弱。而且虚拟财产可能因为其复制、删除的特性,或者通过编写代码的方式,凭空增加、减少或丢失,直接违背了对客体的确定性的要求。

其次,关于虚拟财产是知识产权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虚拟财产是通过人机交互获得的智力创造性成果,应当作为知识产权予以保护。但是,知识产权是合法的,这意味着其内涵和类型应该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应该自行创造新的知识产权类型,这将大大增加立法成本。

相比之下,笔者认为在现有的调整方法中,债权说更有优势。——主张用户与运营商之间存在不具名的合同关系。好处是可以绕过虚拟财产的定性问题,转而用合同法律关系来解决纠纷。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用户对虚拟财产行使权力高度依赖于运营商。甚至可以将用户之间的互动转化为每个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债务,作为民法领域的权利救济方式逐一解决。

(2)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1.论刑法中虚拟财产的法益属性

直接把虚拟财产解释为刑法上的财产来保护,往往是不合适的。比如网络游戏中,玩家A故意毒死玩家B饲养的宠物狗,他不可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承担刑事责任,即使他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中财产罪的构成要件。因此,简单粗暴地将虚拟财产与不动产等同看待,显然不符合现实要求。

既然一概而论不可行,那就有必要对虚拟财产进行分析。虚拟财产的存在和价值以不同的形式对应着现实世界,连接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第三边界——对应着现实世界。虚拟财产具有相应的实际价值,因此必然属于刑法保护的范围。与虚拟世界相对应,虚拟财产以自身形式存在,不属于刑法调整的对象;第三个边界,对应的是虚与实的联系,主要以代码和数据的形式存在,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是刑法的调整对象。基于笔者认为目前虚拟财产的权利更适合根据债权关系进行调整的观点,作为债权凭证,根据权利凭证的灭失通常是否导致财产的实质性损失以及虚拟财产的种类,可以从可报损和不可报损两大类进行分析。对于非悬挂

失的虚拟财产(如游戏装备),用户无法通过自行操作恢复,必然导致实体权利的损失,那么只要盗得就成立盗窃罪既遂,即使未作使用;对于可挂失的虚拟财产(如账号),虚拟财产的丢失并不会必然导致实际损失,通过运营商提供的找回服务可以自行找回被盗账号,如附属于账号之上的虚拟物也被一并找回,则不能认定为犯罪既遂,只有行为人处分了该虚拟物,导致被害人在实体上遭受财产损失的时候,才能认定为盗窃罪既遂。在上述情形中,如果盗窃虚拟财产是通过对运营商的既定编码和数据进行入侵、破坏实现的,侵犯的法益又增加了计算机系统的数据和运行安全,其行为同时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罪或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

2.关于虚拟财产的量刑数额认定

针对虚拟财产犯罪量刑的数额问题,一直以来是实务界难题,比如玩家A窃取玩家B的游戏装备并降价出售,如按照平台统一定价作为量刑金额往往导致金额过高、量刑畸重,而按照过低的销赃价格量刑,则无法起到应有的刑法保护作用。鉴于此,在司法实践中倾向于采取谨慎的处理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解读时指出:“鉴于对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适用盗窃罪会带来一系列的实务问题,特别是盗窃数额的认定,目前缺乏能够被普遍认可的计算方式,因此对于此类案件不宜按照盗窃处理,如果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可以按照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计算机犯罪处理。”《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的规定,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违法所得在5000元以上,或者造成1万元以上经济损失的,可以依照我国《刑法》第28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以及刑法第286条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处罚。

可见,针对虚拟财产的犯罪若以盗窃罪定罪量刑,在犯罪金额认定方面存在困难,相比之下,“违法所得5000元”的认定标准更具可操作性,因此很多法院适用破坏计算机信息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等罪名的规定来处理盗窃虚拟财产的案件。但是,由于计算机犯罪的量刑普遍偏低,以此类犯罪论处是否能罚当其罪,以及实践中因为罪名适用的不统一导致量刑不均衡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去解决。

例如,在“张磊盗窃案”中,张磊利用黑客程序非法侵入苏州金游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数据库服务器,给自己增加了游戏币“银子”40多亿两并转售牟利16余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而同年发生的“陶锋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一案中,陶锋窃取“通吃”游戏中的“扎啤”道具60亿件并借此非法牟利近19万元,却仅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2年执行。可见,金额相似的窃取虚拟财产非法牟利案件中,以计算机犯罪认定的刑期竟比盗窃罪认定的结果轻数倍之多,不仅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和威慑效果相差甚远,而且定罪量刑上的不均衡不统一也进一步影响到司法权威。

结语:综上,笔者认为,在民法领域,虚拟财产按照债权来保护更具实操性,可以运营商为媒介层层追索;在刑法领域,可将虚拟财产拆分为虚拟世界中的虚拟财产本身、现实世界中的实际价值、虚拟和现实连接的计算机代码数据三类,后两者属于刑法的调整对象,同时可根据窃取手段的不同,分别按照单一盗窃罪或盗窃罪与计算机类型犯罪想象竞合处理,而量刑金额应则应当尽快统一计算依据与标准,客观评价虚拟财产的现实价值,方能不枉不纵,更好地对此类犯罪进行打击和预防。

参考文献:

1、梅夏英:《虚拟财产的范畴界定和民法保护模式》《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5期

2、欧阳本祺:《论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政治与法律》2019年9期

3、田宏杰、肖鹏、周时雨:《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及刑法保护》《人民检察》2015年5期

4、张弛:《窃取虚拟财产行为的法益审视》《政治与法律》2017年8月

作者简介

李伟,两高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事务部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斗政策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在某人民法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十二年,独自或参与办理国内影响重大的疑难、复杂刑事案件数百起,并参与了量刑指导意见、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涉税犯罪、毒品犯罪等司法解释、审判参考文件的起草、编写工作。曾荣获某人民法院“三等功”一次及“嘉奖”多次。

赵蕊,两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李伟主任助理,硕士毕业作为北京市海淀区党外优秀大学生培养人才,曾任区属某国有二级企业经理、法人,以及区重点创意产业园区的运营及创新业务负责人。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